古代皇子為了爭奪太子之位，兄弟反目的情況時常上演，已見怪不怪。但叔父和侄子相爭，最后還將正統(tǒng)皇帝趕走，自己繼位的情況就比較少見了，而這就是在明朝初期發(fā)生的“靖難之役”。建文帝兵力占優(yōu)，卻沒辦法阻止朱棣的進攻，最后丟了皇位不說，自己還下落不明。實際上靖難之役會爆發(fā)并非無征兆，朱元璋或許早為這樣的事埋下伏筆，這到底是為什么呢?父子關系不和是關鍵。下面知秀網(wǎng)小編就為大家?guī)碓敿毜慕榻B，一起來看看吧!

1、明朝立國的天然缺陷

所謂“靖難”，字面意思大致是“清除、平息災禍與苦難”。通過戰(zhàn)爭(內戰(zhàn))的方式，或許可以解除、平息一些負面狀況(所謂“清君側、靖國難”)，但戰(zhàn)爭本身，也會帶來無可避免的災禍、苦難;戰(zhàn)爭過后的梳理或說“清算”，也勢必留下這樣那樣或深或淺的傷痛。

所以，從解除、平息災禍與苦難的角度講，“靖難之役”這個概念，多多少少，有邏輯悖論之嫌。因而，這場具有相當規(guī)模、影響深遠的戰(zhàn)爭，從史至今，都被不同看待。

支持建文帝代表的“正統(tǒng)”者認為，靖難之役，是“燕王朱棣”的謀篡之舉，是“以藩犯上”。更愿持“結果導向”者則認為，無論起因，靖難之役，使得明王朝真正“上了正軌”，實堪“大治之序幕、必由”。

騎墻而論，靖難之役的發(fā)動，實非純然的“進步”，但“洪武”、“建文”的明初，如果沒有強大外力予以重大變革，也真可能立而復破;唯獨可議的，只是變革的手段——是否必須要戰(zhàn)爭?是否一定要在戰(zhàn)爭過后大興屠戮?而已。

明初的“洪武”時代，也就是明朝的開創(chuàng)者朱元璋在位時期，新生王朝，確有亟待填補、修正的“天然缺陷”，大致可概括以下三方面：

首先，明朝是推翻元朝而建立的。跟以往諸多改朝換代不同，這個推翻，是以民族的對立為根由、經(jīng)歷了持久而殘酷的戰(zhàn)爭而實現(xiàn)，更富于由元朝民族矛盾激化而導致的報復性。

其次，這一波改朝換代的歷史巨浪，歷經(jīng)兩個大的階段，即漢民族眾多反對蒙元統(tǒng)治的武裝合力傾覆元帝國，和，各方勝利者之間關于“入主天下”的角逐，曠日持久、鐵血無情。

再有就是最終的勝利者朱元璋的質素、個性。

史家普遍講，縱觀中國封建史，只有兩個“平民皇帝”：漢高祖劉邦、明太祖朱元璋。矯情點兒，劉邦“起事”前，大小還是個“亭長”，雖不是官，更非貴族，卻也算“吏”，并非十足的白丁。而朱元璋則相對更“純粹”。

此二人的另一個不同是，劉邦“起事”之初，便是一股勢力的頭目;朱元璋卻是“噬主而尊”，更類“梟雄”。從他們“成事”后的治政表現(xiàn)看，同樣是殺伐得位，“成功之路”更兇戾的朱元璋，更是“以武而定”，且面臨“凋零百年”的人文荒蕪，既沒條件像劉邦那樣“拿來主義”，也更加憂懼新王朝的安全，故而嚴刑峻法。而出身、經(jīng)歷等等，又不僅培植、助長了他刻薄狠辣的個性，也給人文的“修復”留下了難以填補的空白。

文化不高，又必須要謀“心治”;對知識分子依賴與猜忌共存，興文字獄、設錦衣衛(wèi)，鐵血高壓、酷刑煉獄，穩(wěn)固政權成本太高，“大治”表象之下，人人自危、奸佞滋生，以至于不得不取締親手建立起來的特務政治構架(罷錦衣衛(wèi))。簡直可以說，洪武后期，老皇帝面對實質上仍是風雨飄搖的江山，有些“技窮”。

好在，作為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1368～1398、紀年31年)的開國皇帝，他的威望和強大決策力，維持住了相當程度的穩(wěn)定;不幸在于，這種穩(wěn)定，近乎完全他的個人領導力，而缺乏制度性保障。

這樣狀況，加上人文修復的緩慢、反復，形成一旦失去個別的卓越領導就會陷入治政混亂和發(fā)展遲滯甚至倒退的困局。就當時政治環(huán)境而言，避免困局、亂局最現(xiàn)成其實也是幾乎唯一可行的解決方案，就只有寄望于出現(xiàn)新的卓越領導者。

不幸的是，朱元璋指定的繼承人，沒能擔起這個歷史重任。也許，風云變幻的大時代里，若沒有更適合承擔起歷史責任的人物，他(建文帝朱允炆)也還是有機會?？善瑲v史老人在這個關鍵時刻，為新興的明王朝，安排了另一位卓越人物，就是朱元璋的第四子朱棣。

2、父子關系復雜

朱棣年號“永樂”，在位23年(紀年，1402～1424)，被后世稱“永樂大帝”，是漫長的中國歷史中屈指可數(shù)被稱“大帝”的皇帝之一(秦始皇、漢武帝、清康熙也負“大帝”之謂)。

非嫡非長卻文武兼?zhèn)涞乃?，曾是父親朱元璋的得力助手，在明王朝建立過程中，功勛昭昭，卻在立國建朝后，被遠遠撂開，藩封于邊陲“危地”。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他在父親死后不久，就悍然發(fā)動“靖難之役”，以武力奪取皇權，“積怨”的報償心理，不容忽視。

立嫡立長，是距今三千年前的“周王朝”定立的“宗法”，一直被后世尊奉(但未必能執(zhí)行)。電視劇《大明風華》中，孫皇后作為“太后”為親生子(明英宗朱祁鎮(zhèn))爭取“合法繼承權”時，言之鑿鑿地說過這四個字。通常來講，如無“意外”，“自古”帝王家，都是原則上奉行這個法則的。問題是，從第一個皇帝(秦始皇帝嬴政)開始，直到1912年帝制結束的兩千多年間，“意外”實在是太多了。

這些“意外”，在王朝建立之初，更多體現(xiàn)在繼承者與其明暗競爭對手在“能力”上的差異。而這個“能力”，在“初定”之時，更體現(xiàn)于“武力”的高下!隋唐如此，明朝亦然。

但相比隋唐，明朝的情況，更特別。

特別點之一：隋朝開國皇帝楊堅，就一個老婆(獨孤后)，兒子怎么算都是“嫡”，只有長幼之分，而明朝的朱棣，卻是“沒緩兒”的“庶出”。

特別點之二：唐朝立國，可以說至少一半兒天下是“非長”的太宗李世民打下來的，老皇帝李淵(高祖)相對平和;而明朝的“老皇帝”朱元璋，卻十分的厲害。

朱棣被封“燕王”，邑都在“北平”(今北京市)。就是從現(xiàn)在的疆域格局看，也比較偏北，那時更是“邊陲”——北京市境內有多段長城，是明代長城，長城以外，當時即不屬“大明”，為“異域”。不僅如此，燕王朱棣的北平，更曾為元帝國“大都”，是滅亡不久、仍存余火的蒙元的最核心，一旦蒙元“復起”，便是首當其沖的“危地”!所以，基本來講，朱棣是被皇帝老爸派去“戍守”邊疆、防御敵寇的。

從“正向”的“大面”看，把勇武善戰(zhàn)的兒子放在拱衛(wèi)邊疆的關鍵點，戰(zhàn)略上沒毛病。但對肩負國家安全最重擔子的兒子猜忌、限制、監(jiān)視，就跟這番正面戰(zhàn)略相矛盾了。

這個矛盾，可以說，為“靖難之役”埋下了種子。究其根，大致兩點：

一是朱元璋作為皇帝的思維使然——對有大功、負大才的臣僚(包括兒子)懷有忌憚，須盡量削實力、除羽翼，以防變亂。因為朱棣戰(zhàn)功卓著，所以要防、謹防。因為他畢竟是兒子而非普通臣僚，所以也只是防、謹防，而沒千方百計尋茬口往死里整。

另一點，也挺重要，就是朱元璋、朱棣這對父子與眾不同的關系。確切說，除去“勞苦功高”，作為父親，朱元璋對這個兒子，還存著難以明表的“嫌惡”。

這就牽涉到永樂大帝朱棣的“身世”。相關“故事”，另文再述，這兒只簡單提提——關于朱棣的身世，有兩種說法;一是說他的生母身份低微且不受朱元璋待見，很小(有說“一出生”)就被寄養(yǎng)在朱元璋其他姬妾膝下，而朱元璋一直對其“因母及子”地懷有某種負面成見。另還有個比較大膽的猜想，是說朱棣根本就不是朱元璋的親骨肉。

究竟怎么回事，恐怕只有生育了朱棣的那個女人最清楚。換句話說，要連她都不清楚，就沒人能整明白了。

不管啥情況，總歸，這個兒子，打小兒就給老爹留下了比其他兄弟更大的“陰影面積”，按說鐵定“不得煙抽”;可偏偏這小子又有本事，得用!若是打天下時候隕了，倒省心;可得了天下，他還歡脫兒地活著，就得想折了。

封王、給藩邑，遠遠發(fā)付了去把大門，未見得是什么高妙法子，可也……怎么說?人家不出錯，外敵又未盡肅，好像，也只能這樣了。

3、偶然中蘊含必然的歷史抉擇

微妙、復雜的父子關系，老皇帝多少無奈的安排，或許都存著個別的“偶然”。但歷史在其行進途中，永遠存著任誰都無法改變的“必然”。

前述的明王朝建立之初的“天然缺陷”，就是必然。

強悍將領鎮(zhèn)守要害，也是必然。

人文修復和政治信心的建立與鞏固，更是歷史的必然訴求。

打天下、定天下、興天下，本就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就算朱元璋是豁達全才，也終究壽數(shù)有限。何況，他并不是豁達全才。摧毀舊王朝、建立新王朝，絕非所有問題都會得以解決，更何況還衍生出了不少新問題。

歷史，朱元璋之后的明朝，或許不是非需要朱棣，但肯定需要強有力的繼承、發(fā)展，以及——批判。歷史或許可以不選擇戰(zhàn)爭，但終究選擇了朱棣。

戰(zhàn)爭極端而殘酷，也迅疾而堅決!

如果沒有勇武善戰(zhàn)、雄才大略的朱棣，朱元璋之后的明王朝，能否安定，能否在安定中長足發(fā)展，或許都會是問號。

如果朱棣不發(fā)動靖難之役，又可以采取何等方式鞏固還很年輕的政權、撥亂反正?

歷史有偶然，更有必然，但沒有“如果”——即便沒有拿破侖，也會有另外的“波拿巴”來上演類似的歷史!

關于歷史，尤指“軍政史”，東西方史學界，素有兩種“因由見解”，即“群體論”與“巨人論”。前者認為歷史的推動源自蘊含“全體”概念的多元群體，并依據(jù)此，演化出“階級”化的“人民”主體概念。后者則傾向歷史由個別卓越領導者(巨人)引領、推動，認為如果沒有“巨人”的引領、感召、指揮，就無所謂群體推動力。

兩種觀念爭執(zhí)到今天，辯證地看，其實并無根本的對立——無論某個個體如何了不起，沒有群體的參與，也最多停留于理論，而極難(甚至“無法”)成就真正的實質性歷史進程;反之，若沒有強烈的感召、凝聚以及順應乃至開創(chuàng)歷史的領導力，群體的作用，就不容易集中、專向，對歷史的推動，就難以顯著呈現(xiàn)。

這道理，其實兩千多年前，孟夫子就整明白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道”，即歷史的必然;“助”可理解為“群體”、“群體推動力”;而“得”或“失”的那個，便是“巨人”。

這么一說，挺輕易就看得出，其實，“得”或“失”也好，“多助”與“寡助”也罷，真正的“靈魂”，是“道”。即：歷史的必然。

歷史的必然中，以蒙古帝國為代表的北亞游牧民族，終將走向崩潰式的衰落。

歷史的必然中，古老的華夏民族，終將驅逐“失道”的統(tǒng)治，披荊斬棘地邁向“復興”。

歷史的必然中，日月相輔的“明”，終將成為這一輪復興的擔綱者。

歷史的必然中，這沉重、艱巨的職責，須得兩代人乃至更多代人不斷批判的、修正的引領、探索、完善。

歷史的必然中，歷時近三年的靖難之役，留下了鐵血暴戾，鐫記了斑斑血淚，也開創(chuàng)了嶄新格局，啟動了熠熠生輝的大時代!

或許有別的選項，比戰(zhàn)爭仁慈，比叔侄相殘溫婉。但歷史選擇了朱元璋，選擇了朱棣，戰(zhàn)爭就已幾乎無從規(guī)避。

延伸來看，若無靖難之役及其創(chuàng)痛與負疚，不知道北鎮(zhèn)邊疆、永樂大典、七下西洋這些煌煌壯舉，又會以怎樣的姿態(tài)和節(jié)奏到來。

睿智、嚴厲、多疑的父親;強悍、堅韌、有志的兒子;于家國，他們有著多重而復雜的糾葛，于歷史，他們確是前赴后繼、相得益彰。靖難之役的慘痛決絕，跟他們的關系和個性絕對關聯(lián)，確存著一定偶然性;但也是在那個時候唯一的發(fā)生，又似無可變通轉圜。

無論怎樣必然以及有多少偶然，那場戰(zhàn)爭之所以發(fā)生，決非單單只由朱棣而起。至少還有他父親朱元璋，他侄子建文帝。當然，還有參與戰(zhàn)爭的千千萬萬人。甚至還包括“靖難遺孤”和他們被屠戮的親長——雪崩之下，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歷史，說到底，是由所有人共同書寫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