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印象中的和珅，除了經(jīng)濟大權獨攬外，其實還做過很多其他的事情，比如帶兵，比如接待外賓等等，他可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乾隆三十四年(1769)，剛剛20歲的和坤承襲了他家“三等輕車都尉”的世職;不久就入宮當差，先后在“尚(上)虞備用處”和“鑾儀衛(wèi)”充當“執(zhí)事人”(皇帝出行時的服務人員)和侍衛(wèi)(亦稱校尉，負責皇帝在皇宮、行宮等處以及出行時的警衛(wèi))。乾隆三十七年(1772)提升為三等侍衛(wèi);在此期間，雖然工作、生活比較艱苦一些，但可以不時接近皇帝，有討得君主青睞的機會。這正如他自己在一首詩中所說：“莫嗟行役苦，時接圣人歡”。

在經(jīng)過三年小心翼翼的“三等侍衛(wèi)”生活后，到了乾隆四十年(1775年)，和坤終于等到了在乾隆皇帝面前一展才華的機會。關于乾隆帝發(fā)現(xiàn)和坤，傳說有幾種。有一種說法是說：有一天，乾隆帝“大駕將出”，倉促中怎么也找不到“黃蓋”(皇帝出行時儀仗隊用的一種“傘”)，于是皇上生氣問道：“這是誰的過錯呀?!”只見底下的人都個個瞠目結舌，不知所措地相互對望，一下子都傻了眼。這時和坤趕忙跑上前去應聲答道：“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乾隆帝抬頭一看，好一個“儀度俊雅”的美小伙，不覺怒氣頓消。于是問道：“是何出身?”答對：“生員”。又問：“你參加過鄉(xiāng)試嗎?”答曰：“戊子(一說庚子)曾赴舉?！庇謫枺骸昂晤}?”對曰：“孟公綽一節(jié)?！鼻〉壅f：“你能把你的文章背下來嗎?”于是和坤便滔滔不絕地背誦起來，且聲音洪亮，字字清晰，乾隆帝聽后，龍心大悅。說道：“可以呀，完全能夠中舉啊!”于是君臣知遇便由此開始，遂派和坤總管儀仗，不久便升遷為乾清門御前侍衛(wèi)，此后官位節(jié)節(jié)高升。另一種說法，與此大同小異：一日，乾隆帝“警蹕出宮”，在轎中翻閱“邊報”，當他看到一篇奏文中提及有一個重要犯人逃脫，十分生氣，便順嘴說出《論語》中“虎兕出于柙”一語。當時扈從的侍衛(wèi)和羽林軍們聽后，個個都驚呆了，不知皇上說的是什么?彼此交頭接耳，相互詢問。只見和坤獨對曰：“爺(當時宮內人稱乾隆皇上為‘老佛爺’或‘老爺子’)謂‘典守不得辭其咎耳’”。乾隆帝聽后，非常高興，一看身邊站著一位翩翩美青年，便問道：“你讀過《論語》嗎?”和坤答曰：“讀過”。接著乾隆帝又問了和坤的家世、年齡等等，亦對答如流，頗得上意。于是“恩禮日隆”，官運亨通。此外，關于和坤得寵的原因，還有一些離奇，而且荒誕不經(jīng)的傳說，大都不可信。

總之，和坤由于一個偶然的機遇，得到乾隆帝的青睞、恩遇。再加上他聰明伶俐，眼勤手勤，善于逢迎，更善于揣摩乾隆帝意，日久天長，掌握了乾隆帝“喜諛而惡直”的心理，畢恭畢敬，哪怕聽到乾隆帝咳嗽一聲，他便能立刻把痰盂送上……這怎能不討得皇上歡心!于是“恩禮日隆”，名冠朝列。從乾隆四十年(1775)和坤被任命為御前侍衛(wèi)，兼滿洲正藍旗副都統(tǒng)開始，他的官位就像斷了線的風箏，扶搖直上。乾隆四十一年一月，任戶部右侍郎;同年三月，入軍機處辦事，授其為軍機處行走;次月，又升為內務府總管大臣;同年八月，兼任鑲黃旗副都統(tǒng);同年十一月，又兼任國史館副總裁，戴一品頂戴;同年十二月，賜紫禁城內騎馬的特權，并兼總管內務府三旗官兵事務。同時他家的旗籍也從正紅旗抬入正黃旗，進入了上三旗。接著他家也由驢肉胡同搬到德勝門內什剎海畔(即今恭王府)。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帝把最心愛的第十女和孝公主許配給了和坤的長子豐紳殷德，從此乾隆帝與和坤成為了兒女“親家”，兩家結為了椒房懿親，和家變成了皇親國戚。也就是在這一年初，和坤奉乾隆帝命赴云南，查辦云貴總督李侍堯貪污案，獲得成功;并提出了有關“設關”、“鹽務”和“錢法”等改革建議;同時還對“清緬關系”、“清與安南(今越南)的貿易”的改善都提出了看法，深得乾隆帝贊賞。他在處理國內各少數(shù)民族事務與接待周邊各朝貢國家使節(jié)上，顯示了其才干，成為了“民族事務”和“外交事務”的行家里手。乾隆五十八年(1793)，夏秋之間，英國特使馬戛爾尼率領龐大代表團訪華，中英雙方在覲見皇帝禮儀，以及英方要求派使臣常駐中國、開放港口、減輕關稅等一系列問題上發(fā)生分歧。和坤稟承乾隆帝的旨意，與英國特使進行了艱苦而長期的談判交涉，結果使英國人同意按清廷禮儀進行覲見。事后，連英國使節(jié)也不得不承認和坤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認為他在談判中，“保持了尊嚴的身份……態(tài)度和藹可親，對問題的認識尖銳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和坤的官位幾乎是年年升遷，可以說高官作遍，風光享盡;他所管的范圍越來越廣，所轄的部門越來越多，權力也越來越大。他從乾隆四十一年(1776)起，至嘉慶四年(1799)初，前后擔任23年軍機大臣;以軍機大臣又兼步軍統(tǒng)領(即“九門提督”，相當于今天的“北京衛(wèi)戍司令”)22年;以軍機大臣、步軍統(tǒng)領，又兼戶部尚書長達15年之久。他從承襲三等輕車都尉晉封為一等男爵，再晉封為三等忠襄伯，最后晉封為一等嘉勇公。他從宮內普通的“執(zhí)事人”、侍衛(wèi)，擢升為軍機大臣、御前大臣、領侍衛(wèi)內大臣、大學士，掌管吏、戶、刑、兵四部及三庫、理藩院、內務府、圓明園、茶膳房、造辦處、上院、太醫(yī)院與御藥房等等事務。在經(jīng)濟上，他除了任戶部尚書外，還控制著國家重要的進財口——崇文門稅務監(jiān)督這個要職。在軍事上，他除了擔任過兵部尚書外，還長期擔任京師的步軍統(tǒng)領等要職，并控制著火器營和健銳營等清軍中執(zhí)掌新式兵器的特種部隊。在文化上，他除了曾擔任《四庫全書》正總裁外，還擔任過《欽定大清一統(tǒng)志》、《欽定日下舊聞考》、清《三通》、《石經(jīng)》、《清字經(jīng)》和《熱河志》等書的正總裁、總裁，以及經(jīng)筵講官、日講起居注官、教習庶吉士、殿試讀卷官和翰林院掌院學士等要職。這一切就意味著和坤當時把國家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外交與文化等方面的大權獨攬于一身，并對清朝社會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這種現(xiàn)象在整個清王朝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