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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是明朝的開國君王，也是現(xiàn)在一位關注度和熱度都很高的君王。

朱元璋是出生于一貧如洗的農(nóng)民家庭，是唯一一位真正出身于社會最底層家庭的一代封建王朝的開國之君。

最后他實在活不下去了，走上了反抗元朝暴政的道路，成為農(nóng)民起義軍的一員。

這種顛沛流離的生活經(jīng)歷和身經(jīng)百戰(zhàn)的戎馬生涯，造就了朱元璋英武霸氣的王者之風。

與此同時，童年時期和青少年時期的不幸生活和青年時期、中年時期幾十年的戰(zhàn)場殺戮經(jīng)驗，也造就了他獨特的奇詭狠毒的殘暴思想。

后來，朱元璋登基為帝，成為一代開國君王，他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目標不再是“驅(qū)逐韃虜，恢復中華”，而是變成了鞏固自己一手締造的大明王朝。

作為一代開國君王，他非常清楚一個王朝最重要的是治國理念，也就是能夠使得天下長治久安的理論基礎。

所以他決定從治國理念上開始著手，然后憑借治國理念來創(chuàng)造治國制度，希望以此來建立一個長治久安的王朝。

畢竟有了指導思想，才能制定相應政策。

要搞理論思想，那么《老子》《論語》《孟子》等古代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思想是當時最好的選擇。

朱元璋首先要做的是對《老子》進行注疏。

朱元璋在開創(chuàng)明朝之前，曾經(jīng)讀過《老子》，但是他畢竟出身低，文學水平也不高，很難理解《老子》的內(nèi)涵。于是他尋找搜刮了很多關于《老子》的注疏和解讀，但這些都只能讓他讀懂《老子》皮毛。

于是他對《老子》有著一種比較獨特且怪異的理解，主要思想內(nèi)容就在流傳后世的《御注道德真經(jīng)》中。

《御注道德真經(jīng)》這本書一共有六十七章，朱元璋把自己對老子思想的理解和現(xiàn)實的治理國家思想巧妙的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以“無為而治”作為治國理念核心，以“安民為本”作為治國理念基礎，以“少私寡欲”作為所有官員和百姓品德的標準，全新構建了一套治理天下和安定百姓的獨特理論思想。

比如《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句話對朱元璋的影響最為巨大，因為朱元璋自己就是從底層走出來的，要進行長治久安的統(tǒng)治，底層百姓一定要處置好，因為底層百姓是最容易被煽動起來的，也是對朝廷反抗心理最強的一股勢力，所有他認為最好的統(tǒng)治方法就是不要虐待百姓，不濫殺百姓。

朱元璋還寫到：“若治天下者，務使百姓安。凡為治以安民為本，民安則國安?！闭J為治理天下重中之重就是讓百姓們安定起來，這樣百姓才會擁護自己，這樣，天下才能真正安定下來。

這是朱元璋對待百姓的基本理念和指導思想。

《道德經(jīng)》現(xiàn)今最權威的注釋

當然，朱元璋有關于百姓的基本理念和指導思想，自然也就有關于官員的基本理念和指導思想。

為此，朱元璋寫到：“是以圣人常自清薄，不豐其身，使民富乃實腹也，民富則國之大本固矣。...是為實腹弱志強骨也?！笔ト艘胝嬲卫砗锰煜?，圣人自己就一定要是清廉的、一定要是樸素的、而不是豐潤自己的身體，滿足自己的欲望，更不能刮民脂民膏來中飽私囊，只有百姓富裕了，國家才能強壯，天下才能長治久安，百姓肚子填飽了，那么反抗朝廷的意志就會變?nèi)酢?/p>

于是在公元1383年，朱元璋下諭群臣曰：“自古王者之興未有不由于勤儉，其敗未有不由于奢侈，......大抵處心清凈則無欲，無欲則無奢縱之患。欲心一生，則驕奢淫佚無所不至，不旋踵而敗亡隨之?！?/p>

朱元璋劇照

他要求官員們要廉潔節(jié)儉，以身作則，培養(yǎng)社會淳樸風氣，正所謂“惟儉養(yǎng)德，惟侈蕩心”。

他認為官員既是安定民眾百姓也是虐待民眾百姓的主要勢力，所以他對官員極其嚴格，處死過許許多多官員。

但是他只給官員們極低的俸祿。

這就造成怪圈，因為俸祿低所以去貪污，之所以貪污，朱元璋給更低的俸祿，最終只能一殺了事，朱元璋殺不絕，官員們依然前赴后繼的貪污。

于是朱元璋無奈的說道：“當是時，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為之。”

公元1376年著名的“空印案”爆發(fā)，他再一次處死了數(shù)以百計的朝廷官員，因為這些官員為了簡化申報手續(xù)而犯下預先在朝廷管理財務的文件上蓋印章的罪行。

因為地方官員一直沿用的是一種來自前朝的老程序，這種程序比較便利，就是使用蓋有印章的空白申報表來上報運送給京城的納稅;在京城則在扣除了運送途中的損耗之后再對實際納稅總數(shù)進行記載。這樣就可以消除納稅申報中不符合實際的差額，因為古代交通不方便，地方官員也不能預先知道運送的各種物品、銀子、糧食的損耗究竟會有多少，只能采取這種便利的程序。

但是，朱元璋對這種程序是非常敵視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這是元朝官員們?nèi)菀桩a(chǎn)生舞弊行為的一種程序。于是他認為使用空印會給官員貪污大開方便之門。

于是他不僅嚴厲禁止使用空印，而且把在空印表上寫下姓名的所有官員一律處死。

他認為只有這樣的嚴刑峻法才能制止官員們貪污腐敗。

嚴刑峻法，俸祿極低等等這都是朱元璋自己對老子思想的運用。

朱元璋也對老子愚民思想有過深入了解，認為只有百姓沒有文化沒有思想，社會風氣才能好轉(zhuǎn)，變得醇厚，天下就一定能安定。

因此他對提出“民貴君輕”的這位儒家先賢孟子十分敵視，曾經(jīng)還將孟子移出過孔廟，并對深受儒家文化思想熏陶的官員們說，誰要是為孟子進諫求情，一律以大不敬治罪，直接射殺之。

孟子

但是孟子畢竟是儒家“亞圣”，影響力僅次于孔子的先賢，同時孟子也是明朝所謂“名義上的祖先”——朱子最崇拜的先賢，沒有之一，明朝將朱子學說作為官方學說，并規(guī)定其為科舉的基準經(jīng)解，將孟子移出孔廟這件事將得罪朝廷上下所有官員和全天下士紳階層，嚴重影響明朝統(tǒng)治基礎。

最終朱元璋和全天下官員士紳階層進行了妥協(xié)，刪除《孟子》部分章節(jié)。

所謂刪減版《孟子》就是《孟子節(jié)文》這本書，所謂的《孟子》部分章節(jié)刪除工作，里面的內(nèi)容被刪掉了多達85條，大約1/3章節(jié)全部進行刪減和修改，此時的《孟子》已經(jīng)面目全非了。

此時朱元璋才下詔書，規(guī)定天下所有讀書人必須以“一以圣賢中正之學(指《孟子節(jié)文》)”為本，而不再是以原版《孟子》為準，孟子思想在明朝已經(jīng)面目全非。

最終朱元璋心中的小農(nóng)意識、老子思想和經(jīng)過朱元璋改造的程朱理學思想雜糅在一起，形成了一種獨特怪異的治國思想理念體系。

朱元璋對《老子》和儒家經(jīng)典都只是一知半解，都是依靠自己的理解來運用儒家程朱理學和老子思想。

其中儒家程朱理學的片面，特別是對儒家孟子思想的閹割與曲解，導致在明朝三百年的時間里，以皇權為主的法統(tǒng)開始逐漸吞噬以師道為主的道統(tǒng)，被建制化的程朱理學思想開始異化為制度性專權。

因此，明朝便得以將制度化不足，以“寬”失天下的元朝統(tǒng)治變成皇權——官僚體系統(tǒng)治體系;

同時，由于宋朝已經(jīng)遠去和朱元璋對自己這套獨特怪異治國理念的推崇，中國古代所謂君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儒家理想被徹底埋在故紙堆中，明朝的制度性專權獲得了空前的擴張，皇權急劇擴大，擴大到容不下任何其他權力。

而老子思想的片斷理解更是造成深遠影響，比如朱元璋對“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句話的闡述。

明朝實行所謂的戶制，也就是將所有百姓進行分戶，分別分作軍戶、民戶、匠戶、灶戶、船戶等等，戶籍世世代代相傳，不得擅改，所有百姓不得擅自離開本地鄉(xiāng)縣管轄范圍;平民社會因此獲得了一種極其機械組織起來的怪異秩序，朱元璋用這種方法來對百姓進行監(jiān)控和控制，導致明朝社會相較于宋朝、元朝喪失了自由空間，也使明朝民間活力遠不如宋朝、元朝。

當然，朱元璋建立的這套獨特怪異的秩序需要一個強力機構進行執(zhí)行。

這個強力機構就是官僚系統(tǒng)，越來越強勢，權力越來越大的官僚系統(tǒng)不可避免的膨脹起來，于是官僚體系越來越龐大，越來越臃腫。

明朝官僚的強大可以從中后期君王幾十年不上朝，朝廷依然能有效運轉(zhuǎn)，國家也能穩(wěn)定發(fā)展看出。

但是明朝官僚體系越來越臃腫也是有目共睹的。

根據(jù)那套融合了朱元璋對《老子》程朱理學的獨特理解的怪異治國理念，官僚系統(tǒng)作為一個龐大的系統(tǒng)，是有著合法約束皇權的能力，這對至高無上的君王可以形成強有力的約束;然而具體的官員卻因為官僚體系的膨脹，而有為自己謀私利的欲望，最終導致官僚體系全體腐化，最終逐漸喪失其活力。

導致明朝的君王非常厭惡官僚體系對自己個人意志的強大約束力，又擔憂官僚體系的權力膨脹會對皇權產(chǎn)生損害，加上君王也知道沒了官僚體系的治理國家的能力，國家容易出大問題。

于是只能建立另外一種勢力來制衡官僚體系，這種勢力最好只忠于皇帝，還能替皇帝背黑鍋，還要不威脅到皇權。

故而朱元璋廢除了宰相一職，卻沒有找到好方法替代。

直到朱棣建立內(nèi)閣，直到朱瞻基教宦官讀書，司禮監(jiān)的重新崛起。

內(nèi)閣制度其實就是替代了宰相制度，使得君王與官僚體系之間有個緩沖地帶。

而作為君王最為親近，且只能依附于皇權的宦官，作為一種直屬于君王個人而且獨立于官僚體系之外的一股力量，可以作為特務機構，全面制衡官僚體系。

就這樣，宦官變成了明朝一股制衡官僚階層的龐大勢力。

有明一代，宦官為禍之烈，史上罕見，但是明朝宦官和漢朝宦官、唐朝宦官不一樣，明朝宦官做大并非是因為皇權衰弱，恰恰相反，這說明在明朝，皇權極其龐大，宦官權力來源于皇權，宦官權力本身就是皇權的一部分;官員們彈劾大宦官，沒有一點作用，但是君王只要一不高興，則權勢熏天的大宦官也隨時會被拋棄，變成一文不值的落水狗。比如大宦官“九千歲”魏忠賢權勢滔天，身死權滅也就是崇禎帝一句話的事而已。

反過來看，正是因為明朝的官僚體系如此強大，以至對君王形成強大的制約作用，才導致明朝君王對宦官的依賴。

所以，明代宦官之禍，實際上是一個國家產(chǎn)生的理性化需求，官僚體系制約皇權，皇權使用宦官勢力來制約官僚勢力。

但是不管怎么說，朱元璋根據(jù)那套治國理念制定的封建專制制度雖然比較怪異，但的確是一套極其嚴密且完善的治國制度。

程朱理學的運用使得明朝君王權力擴大，老子思想的片面理解導致明朝雖然社會民間活力減少但是卻能讓百姓們一直安分守己，強大的官僚體系使得皇權有所限制制約。

所以明朝就形成了一幅獨特且怪異的景象：皇帝、官僚、宦官三方互相牽制制衡，百姓們各司其業(yè)，明朝上層斗爭的不亦樂乎，而明朝中低層卻享受了進200年的和平年代(從朱元璋開國到萬歷末年農(nóng)民起義，中間只有一次土木堡事變對內(nèi)地百姓有過較大沖擊之外，整個明朝內(nèi)地社會平穩(wěn)過度長達200年之久，沒有任何像赤眉起義、安史之亂、三藩之亂、太平天國運動這樣的大動亂)。

在封建王朝，這可以算是一套非常完美的治國制度，特別在孟子民本思想被刪減，百姓無法變成三方制衡的一方的情況下。

當然也有一些后遺癥，宦官干政、亂政次數(shù)比較多。

其實真正完美的制度應該是君王、官僚、人民三方互相牽制制衡的治國制度。但是在封建王朝，根本無法實現(xiàn)。

這表現(xiàn)了朱元璋的局限性。

但是漢朝前期的后宮干政，漢朝中后期的外戚亂政，唐朝前期的皇子慘烈奪嫡、后宮干政，后期的藩鎮(zhèn)林立，清朝前期的親王攝政、中期的皇子慘烈奪嫡、后期的督撫林立的現(xiàn)象，在明朝都沒有出現(xiàn)。

明朝的后宮、勛貴、外戚、親王、皇子都比較老實本分，這體現(xiàn)了明朝這套制度的優(yōu)越性，這體現(xiàn)了朱元璋的偉大。

所以明朝也就成為一個太監(jiān)橫行的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