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曜是東晉第九任皇帝，司馬曜利用士族門閥人才斷層的空檔期，致力于沖破門閥政治的格局，恢復司馬氏皇權，遂以其弟司馬道子代替謝安執(zhí)政，并成為東晉開國江左以來最有權力的君主。司馬曜首如何振興皇權的?東晉皇權振興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

西晉晉惠帝時期，由于晉惠帝大權旁落于皇后賈南風，引發(fā)“八王之亂”，西晉政權搖搖欲墜，進而誘使匈奴、羌等少數(shù)民族南下，史稱“永嘉之亂”。經此一亂，西晉司馬氏宗室基本團滅、元氣大傷，實力微弱的瑯琊王司馬睿在以瑯琊王氏為首的北方士族的擁戴下渡江，在建康稱帝。

由于士族實力強勁，皇權旁落，民間甚至有“王與馬，共天下”的說法。即使在瑯琊王氏衰落后，士族門閥仍能薪火相承，潁川庾氏、龍亢桓氏和陳郡謝氏先后執(zhí)政，司馬氏依舊是傀儡。但是，在淝水之戰(zhàn)取勝后，聲望達到頂峰的陳郡謝氏卻很快衰落下來，東晉孝武帝趁機掌握了實權。

那么，淝水之戰(zhàn)后，門閥士族是如何喪失了對政權的控制權?東晉皇權振興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孝武帝采取了哪些鞏固皇權的舉措，最終實現(xiàn)了皇權的短暫復興。

國家權力是封建帝王的權威所在，沒有哪一位皇帝甘心被邊緣化和皇權旁落。永嘉元年7月，東海王司馬越以瑯琊王司馬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正式經營江東。不久之后，西晉覆滅，在瑯琊王氏等北方士族的擁戴下，司馬睿渡江在建康即皇帝位。

雖然司馬氏東晉立國根基不穩(wěn)，但是自晉元帝司馬睿開始，歷代皇帝沒有放棄過鞏固皇權的努力。由于司馬睿在南渡之前，政治威望和勢力很是一般，來到江東之后，更是需要依賴以瑯琊王氏為首的北方士族和吳郡顧榮為首的江東士族的鼎力支持。

于是晉元帝司馬睿雖有皇帝之名，而無皇帝之實，“晉主雖有南面之尊，無御總之實，宰輔執(zhí)政，政出多門，政在士族，”這就使得司馬睿如芒在背，于是采取措施加權皇權，重用寒族劉隗、刁協(xié)制衡王氏，最終引發(fā)了手握兵權的王敦叛亂，殺死劉隗、刁協(xié)，使得晉元帝加強皇權的努力化為泡影，郁郁而終。

之后，瑯琊王氏、潁川庾氏、龍亢桓氏和陳郡謝氏先后執(zhí)政，皇權淪為門閥政治的附庸。直到淝水之戰(zhàn)以后，孝武帝力圖復興皇權，并最終成功地短暫地振興了皇權。

在孝武帝即位之前，東晉皇權正處于最低谷時期，此時的權臣桓溫意圖篡位奪權，只是礙于其他士族的堅決反對和自身不愿用強等因素，未能如愿。但是，在桓溫效仿伊霍之舉，廢除海西公另立簡文帝之后，司馬氏政權已經危在旦夕。

但是，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并非雄主之才的孝武帝即位后，即使是在陳郡謝氏領導取得淝水之戰(zhàn)勝利的情況下，居然沒有費太多周折就成功地鞏固了皇權，這其中既有跟隨司馬氏南渡的北方士族面臨人才斷檔的危機，門閥政治難以為繼的因素，也有孝武帝采取措施不斷加強皇權的因素，也有打贏淝水之戰(zhàn)的士族領袖人物謝安個人進退取舍的因素。

先說說北方士族日益腐朽，人才嚴重斷檔的因素。這是孝武帝得以振興皇權的根本性因素。田余慶先生在《東晉門閥政治》一書中指出，東晉門閥政治是“中國古代皇權政治在特定條件下的變態(tài)?！?/p>

一則東晉皇權是北方流亡士族和吳地士族共同擁戴的結果;二則，司馬氏是南北士族相號召，以抵御北方少數(shù)民族侵略的旗幟，這種復雜的關系就構成了東晉時期門閥政治與皇權政治。在這種歷史條件下，皇權與士族勢力需要保持一種微妙的平衡。

當士族的勢力不足以壓制皇權時，皇權的力量勢必上升，進而逾越平衡點打壓士族，待到士族勢力被壓制到瓦解的程度，東晉皇權也失去了維系存在的政治根基，無力獨立應對北方政權的壓力，不得不讓士族以外的寒族勢力登上歷史舞臺，寒族勢力最終成為了東晉王朝的掘墓人。

東晉門閥政治，重門第兼重人物。即使是掌握朝政的士族，如果本家族沒有合適的人物為代表以執(zhí)掌權柄，其政壇的統(tǒng)治地位也難以為繼，不得不由其他門閥取而代之。東晉建國初期，以王導、王敦為首的瑯琊王氏占據(jù)朝堂主導地位，但隨著王導、王敦相繼去世，瑯琊王氏的優(yōu)秀政治人才后繼乏人，于是逐漸衰落;

潁川庾氏憑借外戚身份躋身朝堂，庾亮、庾冰、庾翼相繼執(zhí)政，庾翼去世后，潁川庾氏很快消亡;龍亢桓氏的代表人物桓溫去世后，龍亢桓氏一蹶不振，被陳郡謝氏取而代之。以上都是家族優(yōu)秀人才的多寡有無存亡影響所在士族門閥政治地位的例證。

為了維系士族政治地位不墜，士族門閥往往更重視宗族利益而非單個家庭利益，大都從全族中精心挑選人才以光耀門楣。于是，士族門閥在挑選繼承人時，往往重視人才并不十分看重是否是嫡嗣出身，更看重年長的兄弟而不是自己的兒子。

這樣的例子在東晉中前期屢見不鮮。如庾亮死后，其弟庾冰、庾翼相繼掌權;桓溫去世后以弟弟桓沖執(zhí)掌家族;謝安執(zhí)掌朝政大權后更加倚重侄子謝玄。

跟隨司馬氏南渡的北方士族雖然重視人才培養(yǎng)，但是隨著東晉政局趨于穩(wěn)定，士族的憂患意識衰弱，經過三、四代人之后，士族沉迷于玄學，腐朽程度不斷增加，優(yōu)秀人才日趨匱乏。再加上出于政治聯(lián)姻的考量，士族子女的婚嫁往往局限于門當戶對的士族之間，選擇面很小，不可避免地出現(xiàn)了生理學意義上的人種退化的現(xiàn)象。

士族門閥難以持續(xù)涌現(xiàn)出有能力執(zhí)掌權柄的人才，使得他們無法像以往一樣有效挾制皇權，繼續(xù)在權力斗爭中占據(jù)優(yōu)勢，陳郡謝氏在淝水之戰(zhàn)中的成功已經是士族門閥最后的輝煌。

在謝安和謝玄等人去世后，不但謝氏人才凋零，其他士族短期內也難以涌現(xiàn)出優(yōu)秀人才取而代之，繼續(xù)執(zhí)掌權柄。這一權力形勢的變化給了虛弱已久的司馬氏皇權復興提供了現(xiàn)實的可能性。

孝武帝即位后，雖然才干平平，但也不甘心皇權旁落。為此，他必須找到在士族陣營之外的新盟友，同屬于司馬氏陣營的宗室成員和出身低賤的寒族人士無疑是很好的選擇。

一是重用宗室成員參與朝政，強化對相權的控制。其中以孝武帝同母弟會稽王司馬道子最為典型。太元八年九月，在淝水之戰(zhàn)前夕，孝武帝任命司馬道子錄尚書六條事，與謝安一起參與朝政。在太元十年八月謝安去世后，司馬道子以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領揚州大都督的身份獨攬軍政大權。

此外，十一年四月，“以譙王恬為尚書右仆射”，十三年四月，“譙王恬為鎮(zhèn)北將軍，青、兗二州刺史”。至此，以司馬道子為首的宗室成員“以相權輔佐皇權，發(fā)揮作用，暫時沒有遇到來自士族的反抗，皇權在相當程度上加強了”，

太元十六年，范弘在寫給會稽王司馬道子的信中表達了同樣的意思：“晉自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強臣。中宗、肅宗斂衽于王敦，先皇受屈于桓氏。今主上親覽萬機，明公光贊百揆，政出王室，人無異望?！?/p>

二是任用較低等級的士族和寒族人士，對抗高門望族。太原王氏雖也是士族出身，但與瑯琊王氏、陳郡謝氏等士族相比，出身等級略遜一籌。在陳郡謝氏淡出政壇后，太原王氏因其外戚身份得到孝武帝司馬曜和會稽王司馬道子的重用，太原王氏也趁機成為參與朝政的重要士族。

此外，原本在魏晉時期“九品中正制”下只能充任下級小吏的寒族人士，政治背景薄弱，且素來與高門望族有一定矛盾，這些低級士族人士如徐邈、范寧、王雅等得到重用。

《晉書》記載：徐邈“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前后十年，每被顧問，輒有獻替，多所匡益，甚見寵待……遷中書侍郎，專掌綸詔，帝甚親昵之。”執(zhí)掌相權的司馬道子也大量啟用寒族人士，“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な亻L吏，多為道子所樹立?！保@引起了士族門閥的不滿，但也體現(xiàn)出寒族人士對抗士族，強化皇權的作用。

三是謝安個人的進退取舍因素。晉孝武帝即位后，對東晉長期由士族把持朝政的現(xiàn)象非常不滿，一直力圖重振皇權。當時執(zhí)掌東晉的陳郡謝氏，成為晉孝武帝的眼中釘、肉中刺。公元383年，淝水之戰(zhàn)爆發(fā)，以謝玄為主將的北府軍擊敗前秦苻堅的數(shù)十萬大軍，使得陳郡謝氏的聲望達到了頂峰。

但是，孝武帝不但沒有對取勝的功臣謝安進行封賞，反而忌憚猜忌于他。在淝水之戰(zhàn)的第二年，謝安在北伐途中失利，依附于司馬道子的太原王氏王國寶行“諂諛之計”于孝武帝，使得謝安受到孝武帝猜忌，選擇離開朝廷中樞，出鎮(zhèn)廣陵以避禍災，并于次年病死。

會稽王道子好專權，復為奸諂者所構，與太保安有隙。安欲避之，會秦王堅來求救，安乃請自將救之。壬戍，出鎮(zhèn)廣陵之步丘，筑壘曰“新城”而居之。

此外，謝安本人有較強烈的隱逸情懷。眾所周知，謝安早年長期隱居于會稽郡的東山，縱情于山水之間，朝廷曾多次征召其入仕，都被其拒絕。謝安之所以屢次拒絕入仕，并不是由于借拒絕征召提升自己的名望，很大程度上由于其性格中有強烈的隱逸情懷。

嘗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浚谷，悠然嘆曰：“此去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涌，諸人并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回。

即使是謝安在四十歲左右出仕，更多的還是因為自己的諸位兄長謝世，陳郡謝氏需要其帶領保障家族長遠發(fā)展。但是，入仕后的謝安身在朝堂，心思仍然向往隱居東山的美好時光。

雖然比較順利地從陳郡謝氏手里拿回了軍政大權，但是，掌握相權的司馬道子卻因獨攬大權，與有意直接掌握皇權的孝武帝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而輔佐朝政的太原王氏也因依附力量的不同，產生內部斗爭，進而進一步激化了皇權與相權之間的矛盾。

到了太元十四年，孝武帝和司馬道子之間圍繞權力分配的斗爭開始明朗化。為了遏制司馬道子的勢力，孝武帝開始培育自己的力量。這一年的六月，桓溫的侄子桓石死于荊州刺史任上，司馬道子任命王忱為荊州刺史。

次年，孝武帝便針鋒相對，任命王恭為青、兗二州刺史。到了太元十七年，王忱死于荊州刺史任上，孝武帝直接下詔任命自己的親信黃門郎殷仲堪為荊州刺史，都督荊益梁三州諸軍事。

從史書記載看，孝武帝的所作所為絕非明君，“既威權己出，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溺于酒色，殆為長夜之飲。”司馬道子也不是什么賢臣，“既為揚州總錄，勢傾天下，由是朝野奔湊。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為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亂。又崇信浮屠之學，用度奢侈，下不堪命?！笔チ耸孔彘T閥的制衡，司馬氏皇權的自我膨脹帶來了一系列后果，對東晉后期政局發(fā)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一是各個方鎮(zhèn)之間興兵作亂不斷，助長了方鎮(zhèn)的勢力。兄弟之間斗爭不斷的情況沒有持續(xù)太久，太和二十一年，長期沉迷酒色的孝武帝暴死，權力的失衡使得孝武帝與司馬道子之間隱忍未發(fā)的權力矛盾爆發(fā)出來。孝武帝去世后，司馬道子統(tǒng)領朝政，并自己派系的太原王氏王國寶提拔為左仆射，參掌朝政，又任命王國寶的族弟王緒為建威將軍、瑯琊內史。

但是，孝武帝的親信殷仲堪、王恭仍然在外鎮(zhèn)掌握重兵，司馬道子在王國寶和王緒的建議下決定剝奪殷仲堪、王恭的兵權，引起王恭的反抗，隆安元年，王恭起兵進攻建康，迫使司馬道子殺死王國寶和王緒謝罪。第二年，王恭再次起兵進攻建康，司馬道子的兒子司馬元顯成功策反王恭部將、北府軍將領劉牢之倒戈，王恭兵敗身亡，殷仲堪不得不退回荊州。從此之后，長江上下游沿岸的方鎮(zhèn)與朝廷、方鎮(zhèn)與方鎮(zhèn)之間的矛盾與斗爭日益激化和復雜。

二是士族掌握的軍事力量日益衰弱。原本長江上游荊州和下游京口的軍隊都是由士族門閥掌握，在王恭第二次進攻建康的過程中，雖然司馬道子一方策反了北府軍將領劉牢之，但是北府軍并不能真正為司馬氏掌握。

為了確保自己的權力不受軍事威脅，司馬道子父子決意從朝廷直接管轄的三吳地區(qū)征兵建立自己的軍事力量，于是發(fā)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為“樂屬”，把他們移往建康服兵役，此舉激發(fā)了三吳農民起義，朝廷不得不調動北府軍鎮(zhèn)壓起義。

在鎮(zhèn)壓起義的過程中，原本與劉牢之共同掌握北府軍的陳郡謝琰被殺死，使得北府軍的指揮權完全落到了寒族人士手里，北府軍再也不是皇權或是士族所能掌握的軍事力量。

三是征發(fā)“樂屬”組建軍隊引發(fā)的孫恩叛亂對士族門閥打擊很大。前面已經提及，司馬道子父子為了軍事對抗各方鎮(zhèn)，決意在三吳地區(qū)征發(fā)原來是奴隸、后來被赦免成為豪族依附部曲的佃戶，把他們編為“樂屬”，此舉引起士族門閥的強烈不滿，將征發(fā)人物轉移到低級士族和自耕農身上，使得低級士族、自耕農和士族門閥之間的矛盾迅速計劃，最終釀成了孫恩叛亂。

隆安三年，孫恩利用底層民眾的不滿發(fā)動軍事叛亂，并在三吳地區(qū)大肆殺戮士族門閥，“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眾數(shù)萬。……于是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謝逸、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沖、張琨、中書郎孔道、太子洗馬孔福、烏程令夏侯愔等皆遇害?！?/p>

孫恩叛亂對三吳地區(qū)的士族門閥給予毀滅性打擊，隨后繼承孫恩衣缽的盧循起義又將其他地區(qū)的士族門閥消滅殆盡。而在鎮(zhèn)壓孫恩、盧循起義壯大起來的劉裕不斷進逼東晉皇權，卻沒有遭到士族門閥們的強烈抵抗，主要是由于士族門閥的精英人物大都被殺戮殆盡，無力維系東晉政權。

東晉政權是西晉末年在江南地區(qū)的特殊政治產物，它建立和穩(wěn)固的基礎十分特殊，東晉中前期，正是由于皇權與士族、士族門閥之間、北方士族與江東士族之間保持了微妙的平衡，進而保障了東晉政權的相對穩(wěn)定，但是這一穩(wěn)定是以皇權受到抑制和士族有效掌握政權為前提的。

隨著士族門閥的日益腐化、人才匱乏，淝水之戰(zhàn)之后，才能平庸的孝武帝成功地從陳郡謝氏奪回了政權，但是，由于孝武帝和執(zhí)政的司馬道子父子治國理政能力有限，無法有效掌握政權，反而激化了司馬氏與方鎮(zhèn)之間的矛盾。

為了應對方鎮(zhèn)的軍事威脅，司馬氏征發(fā)三吳地區(qū)的“樂屬”從軍，引發(fā)了孫恩、盧循起義，士族門閥被消滅殆盡，劉裕等寒族趁機坐大，司馬氏失去了士族的支持，加劇了東晉滅亡的進程，孝武帝去世不過三十年，東晉就亡于劉裕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