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知秀網小編為大家?guī)砻黛渥谥煊尚?，希望對你們能有所幫助。明代朱由校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朱由校為什么喜歡做一個木匠皇帝?朱由校心里是怎么想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歷朝歷代的皇帝，都是“皇帝”角色的扮演者。明代皇帝深受時代背景影響，他們注重“自我”體驗，放任自流，不愿遵循角色規(guī)范、超越“自我”，結果成為“問題皇帝”，受到后人昔議。明熹宗朱由校算是明代皇帝中比較有才能的，一個技術工人。

一、明代皇帝及“問題皇帝”

1、明代皇帝平民化與市民化的特征

明王朝的建立者及其后世很少表露出高高在上的優(yōu)越感，君臨天下、傲視群雄的高傲姿態(tài)，反而時時流露出卑微、戰(zhàn)兢的心態(tài)，言行舉止缺乏作為一個封建帝王應有的王霸之氣、王者風范。與漢唐宋元的君主相比，文化素質偏低的明代皇帝的言行舉止和心態(tài)觀念具有一定的平民化與市民化傾向。

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是歷史上身份最卑賤、身世最坎坷的皇帝，他的出身與經歷不僅給他本人的統治打下深深的烙印，而且通過他制定的祖訓得以延續(xù)下去，其后世的繼承者也沒有表現出太多的天皇貴宵們的貴族氣質。

朱明家族均未在16代人的傳承中體現、散發(fā)皇家應有的個人魅力，皇室尊嚴與氣質，特別是明代中期以降的皇帝，大多追求世俗情趣、拜金主義、享樂主義，過著把酒言歡，醉生夢死的糜爛生活。

明代帝系曾經發(fā)生過多次變化，以藩王身份繼位的成祖、景帝、世宗、思宗在即位前生活在自己的官邸;宣宗隨祖父征戰(zhàn)南北、英宗階下囚的經歷，使他們得以了解民間情況;而仁宗長期見疑于成祖，穆宗長期見疑于世宗，光宗長期失寵于神宗，他們得太子之位和保太子之位的艱辛使他們在自己的官邸韜光養(yǎng)晦，關心民間疾苦，博得官員臣民的同情與支持。

相對于長久生活在九重宮門，長于婦人之手的皇子皇孫，他們更接近民間，了解真實的社會生活情況，不容易被群臣的阿訣奉承、奸邪的阻塞言路而蒙蔽雙眼，混淆視聽，妄自尊大。這種游離于皇宮之外的生活經歷有利于他們了解民間疾苦，明了朝廷利弊得失，對其日后執(zhí)政大有益處。

2、明代皇帝熹宗朱由校具有鮮明的極端性行為趨向

明代的十六位皇帝在性格上呈現鮮明的兩級化趨向。明代皇帝政治素質不高，治國能力較弱，大多荒淫腐化、昏耽平庸、面對繁重的政務，他們既缺乏能力又不愿意承擔，荒政、怠政現象特別嚴重。

明代皇帝大多沒有這種魄力和能力，資質平庸，只知享受，如熹宗不曾接受詩書禮儀的熏陶和治國能力方面的訓練，完全是宮中小“劣童”，一點也不具備擔任一國之君的能力。

與此同時，他們對于繁忙的政務缺乏足夠的熱情，缺乏遠大抱負和理想，明宣宗以后的皇帝很少有所作為，“到明中葉以后，朝政日益腐敗，英宗以降諸帝都是長期不問政事，有的在位四十余年之久，基本上沒有上過朝，或者迷戀于修仙得道，或者沉溺于聲色犬馬”。

明代皇帝將更多的時間、精力投向自身的物質、精神享受或者價值實現，將政治職責的發(fā)揮轉托給他人。從明仁宗開始，皇帝就十分依賴他的閣臣官員，“仁宣之治”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三楊輔政”;英宗前期的統治建立在王振專權的基礎上，事事聽取王振的意見;

景帝的統治也有賴于于謙、王文等大臣的支持……皇帝或為權閹或為權臣蒙蔽，經常大權旁落，受制于人，憲宗時期的宦官汪直、內閣大臣萬安等都把持著朝政，竟然出現“只知有汪太監(jiān)，

不知有皇帝”的局面;武宗朝的劉瑾成為“立皇帝”，世宗時嚴篙擅權二十年，神宗時張居正專權十年，熹宗時魏忠賢成為“九千歲”，這些人權勢灼天，皇帝幾乎沒有什么作為，熹宗更是成為魏忠賢操縱下的一個傀儡皇帝。

二、明代“問題皇帝”產生的社會土壤

1、皇位繼承制度

明代的皇位繼承嚴格遵守這一規(guī)則，雖然十六位皇帝中以嫡子身份入繼大統的只有惠帝、仁宗、宣宗、英宗、武宗，但憲宗、光宗、熹宗以長子身份繼承皇位，孝宗、穆宗、神宗是以事實上的長子身份繼承大統，代宗、世宗、思宗的繼位則是在皇帝無子的情況下遵循“兄終弟及”原則進行的。

當皇帝不肯立皇長子為太子，欲打破傳統而以其愛子予以替換時，重臣們經常沖鋒在前，以嫡長子承繼標準與傳統式定制做為2個強有力憑依與皇上相匹敵，并獲得不錯的實際效果:明成祖冊封皇太子時，在長子朱高熾與二子朱高煦的儲位對決中，素為成祖偏愛的朱高煦敗就敗在“國家建儲，禮從長嫡”、“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的族規(guī)上;

萬歷年間的“國本之爭”，不因神宗鐘愛的皇長子朱常洛獲得立為太子并最終繼承皇位，也重要得力于立嫡立長這一正統觀念的動能。這類嫡長子承繼規(guī)章制度確保全部王國政黨的穩(wěn)定性、維護保養(yǎng)國家政冶的穩(wěn)定性的與此同時，其候選人的唯一性促使皇上角色扮演游戲者和飾演實際效果欠缺相對應的品質保證，其缺點也在明代充足展現出來。

2、權力制衡體系

明代很多皇帝規(guī)避朝政，將部分皇權交給親信之人，因而在以皇帝、皇權為中心的權力網絡中，各種勢力集團展開激烈爭奪，其中皇帝、文官與近臣宦官是該體系的三大要素，皇帝處于最核心的位置，文官和宦官不可偏廢，圍繞在皇帝周圍，三者互相糾纏，在不同的時期呈現不同的格局。

而皇帝個體與文官、宦官在統治集團內部的互動關系(是合作還是沖突，是妥協還是斗爭)極大影響著皇帝對自身角色的認知、態(tài)度以及客觀的扮演效果。政府官員對圣旨的執(zhí)行程度，對行政事務的處理情況，對皇帝的態(tài)度，直接影響皇帝的情緒和心理。

如果大臣積極回應皇帝的號召，君臣上下一心，這種良好的氛圍能夠促進內部的團結，使皇帝得以確立自我，沿著調整與改善之道向賢君靠攏;

一旦官員因循守舊，只顧一己之私，不愿為主解憂，對皇帝一味批評指斥的做法，必然使皇帝傷心失望，從而走上不信任文官，甚至與文官唱反調的道路，君臣上下離心，各行其道，國家政事日益衰落，皇帝的為君之道也越來越偏離正常的軌道。

三、明代“問題皇帝”的社會問題

1、“問題皇帝”與明王朝的命運

明代處于中國封建社會晚期，高度發(fā)展的商品經濟，洶涌澎湃的市民文化，最為壯觀的遠洋航行，最具個性的人文思潮，連同國際格局翻天覆地的變化，近代資本主義曙光的出現……歷史給予明代皇帝如此宏大、如此燦爛的背景。

但是朱明王朝的皇帝們卻并沒有好好珍惜歷史賜予他們的機緣，而是更多地沉醉于個人世界，盡情享受皇權帶來的特權、權利，忽略了對整個帝國的責任。正是朱明王朝統治中國的兩三百年間，中國逐漸喪失世界強國與貿易中心的位置，與西方的差距越來越大。

雖然我們不能將所有的責任推到皇帝頭上，讓他們這十幾個人來承擔所有的罪過，但作為最高統治者還是要承擔部分責任。明代大多數皇帝不分輕重緩急，在重大國內外危機面前舉措失當。從明英宗開始，大明王朝就出現諸多社會問題，邊疆危機、流民問題、農民起義等一直困擾著統治者。

面臨嚴重政治、軍事、財政危機，明代皇帝本末倒置，將私家利益擺在最前面，國內一些重要的問題因為資金不足未能得到有效地解決，隱患越積越大。

2、“問題皇帝”與民間社會

明代“問題皇帝”絲毫不節(jié)制自己在金錢與物質享受方面的欲望，千方百計斂財，他們日夜關注的不再是如何保持整個帝國的長治久安問題，而是不惜一切代價攫取大量的財富，盡可能的滿足自我的欲望。

以明神宗為例，他雖然對絕大多數章奏都不予理睬，卻對礦監(jiān)稅使的奏疏給予特別關照，朝上夕答，對擾亂社會治安、民怨沸騰的礦監(jiān)稅使多方包庇、百般維護，不僅不給予處罰，而且恩寵有加。此外皇帝還派遣宦官擔任、負責邊防鎮(zhèn)守、京營掌兵、經理內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務，使得宦官的足跡無處不在。

皇帝因其特殊身份—權力示范效應對高層官員，進而對整個社會產生一定影響。明太祖朱元璋倡導節(jié)儉質樸，抵制奢侈浪費，自身身體力行，皇后帶領在宮里紡織織布機，因此明代初期社會發(fā)展是民風純樸，男耕女織的小農牧業(yè)社會經濟，為后人文人墨客夸贊萬分并真切悼念的山水田園詩一樣的理想社會。

但是隨著生產力發(fā)展，物品的增多、貿易的發(fā)達，經濟的繁榮，整個社會逐漸從簡樸走向奢侈。

結語：

皇帝扮演的主體與皇帝角色個體與皇帝角色日益分離，皇帝角色所要求的理想人格與皇帝扮演者具有的個性人格之間的矛盾沖突越來越激烈，從而引發(fā)內在的自我沖突，導致明代中后期的帝王在政治生活實踐中體現出欲為而不敢為的壓抑人格和沖決一切為所欲為的叛逆人格，幾乎沒有一個皇帝具有超越自我、戰(zhàn)勝欲望的“超我”人格。

這種情況的出現不是歷史的偶然，中國社會到大明王朝己經進入尾聲。

參考文獻：《資治通鑒》

《明史》